一些人租賃汽車名為自用

實則將租來的車輛

作抵押或轉售套現

用于償還個人債務和日常生活

……

日前，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辦理了一起“租車抵押”詐騙案。2022年3月至8月，經濟拮據的馬某從租車公司租得1輛價值480萬元的勞斯萊斯、1輛價值320余萬元的蘭博基尼和1輛價值280余萬元的法拉利，隨后他用偽造的證明材料將這些租來的車陸續進行抵押、轉賣，非法獲利500余萬元，拿到錢后于9月逃往了泰國。今年3月，馬某被泰國當地警方抓獲，隨后被押解回上海。據該院辦案檢察官沈兢儒介紹，經過釋法說理，馬某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嚴重性并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9月27日，馬某被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50萬元。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利用“租車抵押”實施詐騙的案件多發：今年10月13日，湖南省吉首市公安局峒河派出所破獲一起租車詐騙案；8月29日，湖北省漢川市居民黃先生報案，稱被潘某以豪車為抵押借款20萬元，但該車并非潘某所有，所有證件系偽造；8月，河南信陽警方打掉一個租車詐騙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7名……而據汽車融資租賃公司易鑫集團副總裁劉愛學介紹，目前該公司每年移送公安機關立案的此類案件有百余起，損失嚴重。

汽車租賃作為全新的汽車使用模式，給人們出行帶來便利的同時，也讓不法分子實施詐騙犯罪找到可乘之機，衍生出上述騙局。這些“馬某”們將租來的車抵押或變賣套取現金，企圖“空手套白狼”，不僅侵害了租賃者的合法權益，擾亂了市場秩序，也制約了行業的健康良性發展。此類騙局有何套路，是否都涉嫌犯罪？為何頻發？如何預防治理？

上海市虹口區檢察院檢察官在提審一起租車詐騙案件犯罪嫌疑人。

租車后抵押套現案件頻發

相關黑產浮出水面

在受訪檢察官看來，像馬某案一樣，此類騙局有相似的套路。“行為人一般是先以自用為由與租車公司簽訂協議并繳納租金，然后通過各種手段使他人相信車輛為其所有，進而通過抵押或者變賣套現。”江蘇省東海縣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侯培光介紹道。

此類騙局涉及上游的租車、下游的抵押或變賣套現兩種行為，租車人是如何騙過“兩頭”的？“在這一過程中，承租人對租車公司會采用延長租期并不定期給少量租金、承諾會將車輛歸還等借口；對抵押權人或買受人則采取通過中間人證明、偽造證件等方式讓他們相信車輛為其所有。”重慶市南岸區檢察院檢察一部副主任顧杰進一步解釋說，“不論承租人在租車后進行抵押套現或是變賣套現，其根本目的都是通過非法處置車輛進而占有轉讓款項，區別只是在獲取非法利益的環節存在不同。”

然而，許多檢察官在采訪中向記者反映，抵押權人和買受人也并非都是“清白”的，存在一定不善意的買受群體。“因為貪圖便宜，想出較少的錢得到更高價值的汽車，有的人明知租車人意圖還將車輛繼續抵押或者留作他用。”侯培光對記者分析說。

值得注意的是，不善意的買受群體有的演變成了專業收車人，他們會用拆除車輛GPS定位或電子干擾等方式，阻止租車公司查找車輛，相關黑色產業鏈也逐步形成。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檢察院檢察官葉慶東和檢察官助理檀暢就辦理了這樣一起案件：

急需用錢的張某從黃某處聽到一個“賺錢”門道——把租來的車賣給專業收車人能獲取好處費。想著能“空手套白狼”，張某果斷“入伙”，黃某隨后將張某推薦給做租車轉賣生意的封某。在封某的指導下，張某用自己的身份證辦理租車手續，從租車公司租賃了一輛奧迪車。“手上有輛奧迪車，收不收？”黃某明知他們有不良企圖，仍幫忙介紹收車人耿某給他們認識。耿某驗完車后，讓張某簽了抵押合同，將6萬元好處費交給封某和張某。隨后，耿某將收來的車開到同行馬某的車庫，在馬某同伙拆除車輛的GPS信號設備后，耿某又對車輛進行改裝套牌，低價轉賣給車行。

檢察官在辦案中發現，不止張某一人與封某預謀租車，再將車輛抵押給耿某套現，這個詐騙團伙分工細化、環環相扣，直至案發，涉案金額高達160余萬元。檀暢對記者說，此案中從租車人、中介人到收車人、提供車庫人、改裝車輛人，已形成了黑色產業鏈，需要引起重視。

違規抵押或變賣套現

可能涉嫌詐騙

此類行為是否涉嫌詐騙？通過采訪和梳理資料，記者了解到這類案件的法律認定相對復雜。

上海政法學院法律合規與企業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袁遠認為，如果承租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精心設計騙局，取得款項后拒不返還，還伴有失聯、跑路等情節的，一般可以認為涉嫌詐騙犯罪；如果只是急需資金偽造手續將車輛抵押給他人，客觀上具有還款可能性或者能力，主觀上借來資金后打算還款，無主觀侵占故意，一般被認定為民事欺詐。

“有學者在2020年統計分析了法院對該類案件的定性情況，在344起汽車租賃擔保詐騙案件中，定詐騙罪的有190件，定合同詐騙罪的有154件。由此看出，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這類案件中保持著較高的適用率。”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永強進一步解釋，合同詐騙罪適用于市場經濟領域，主要規制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出現的詐騙行為，而普通詐騙罪適用于日常生活領域，主要規制民眾日常生活交往中出現的詐騙行為。與詐騙罪的客體相比，合同詐騙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其除了保護他人的財產權外，同時還維護市場經濟秩序，而詐騙罪的客體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即保護的是他人的財產權。

“具體還要看租車合同、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借款合同等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規定的法定情形，結合案情綜合認定。”袁遠表示。

受訪專家、檢察官都一致認為，如果形成黑色產業鏈，在證據完備的情況下，除了租車方，其他人也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正如上述武漢市漢陽區檢察院辦理的案件，公安機關當時以封某、張某涉嫌詐騙罪提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檀暢對記者說，他們在詳細了解案情后，認為耿某、黃某等5名涉案人員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重大作案嫌疑，建議公安機關將耿某等5人追捕到案。最終，租車的兩個人被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刑罰，中介人、職業收車人、改裝車人則被法院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刑罰。

犯罪成本低、獲利高

讓他們鋌而走險

2021年8月11日，《小微型客車租賃經營服務管理辦法》修訂后重新發布。《辦法》要求承租人按照租賃合同約定使用租賃車輛，未經租賃經營者同意，不得改動租賃小微型客車部件、設施和變更機動車使用性質，不得將租賃小微型客車抵押、變賣、轉租。

但一些不法分子為什么仍然鋌而走險，罔顧法律法規的規定？犯罪成本低、獲利高是此類案件頻發的重要原因。

陳某與一家租車公司簽訂了汽車租賃合同，隨后偽造了車輛的機動車行駛證和登記證，將租來的車進行質押，得款21萬元，被公安機關抓獲時，他已經將錢全部揮霍。錢花到哪兒了？原來，陳某沉迷網絡賭博，“他將所得的質押款全部充進了賭博軟件。”辦理該案的湖北省武漢市硚口區檢察院檢察官胡迪說。

“這類案件的犯罪分子以經常參與賭博的人員居多，所獲贓款也大多被他們用于個人消費或賭博。”山西省夏縣檢察院副檢察長景曉霞進一步向記者介紹，這些人大多為無正當職業人員（沒有固定收入），每天想的是如何不勞而獲，采用這種方式進行詐騙犯罪成本低、方式簡單且變現快。

采訪中，許多檢察官告訴記者，此類案件的犯罪分子有犯罪前科的也很多。比如陜西省西安市蓮湖區檢察院檢察官蘇興斌在辦理一起汽車租賃詐騙案中發現，犯罪分子在騙車之前就卷入多起案件。

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專門制售假證的不法分子供求聯絡更加便捷，也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

侯培光指出，犯罪成本低還體現在租車門檻低。一些汽車租賃公司為爭奪客源，往往把關不嚴，加之公司內部風險防范機制不完善，缺乏對承租人身份及信用的嚴格審查。山東省肥城市檢察院檢察官姚翠霞對此持有相同看法，“我在辦案中遇到的很多都是小型租車公司，十分不正規。”

山東省肥城市檢察院辦案組就一起租車詐騙案進行探討。

缺位的監管還導致一些租車公司出現“內鬼”，租車公司內部人員聯合外部人員共同作案，里應外合騙公司的車。廣東省廣州市白云區檢察院檢察官王芳敏辦理的一起案件中，兩名犯罪嫌疑人因公司不景氣，在了解到某租車公司有一批車輛正在對外租賃后，產生了“租車轉賣”賺錢的念頭，于是二人利用公司管理漏洞，通過使用虛假擔保材料、向該租車公司工作人員行賄的方式，將租來的364輛車直接出售、質押，涉案金額高達2800余萬元。

建立綜合治理機制

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此類案件的發生，嚴重制約著汽車租賃行業的健康發展，汽車租賃公司深受其害。“許多承租人多跨省、跨市實施作案，作案后車輛一般流向偏遠地區，因當地缺少路面監控等設施，導致車輛難以追回。”顧杰指出。

“而部分不知實情的買受人因此陷入了汽車權屬糾紛中，雖耗費大量金錢、精力，最后仍可能落得‘車財兩空’的結局。”侯培光說，買受人在這種情況下容易情緒激動，往往出現與租車公司發生沖突、多處上訪等行為，影響社會穩定。

張永強表示，“隨著民間借貸和汽車租賃、交易的網絡化、數字化、便捷化，以及民眾對資金、汽車需求的不斷變大，如不嚴厲打擊，這類犯罪有進一步向組織化、產業化發展的趨勢。”

為了汽車租賃行業健康發展，亟須建立多方參與、源頭治理、協同聯動的綜合治理機制。汽車租賃市場經營管理不規范、出租方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等問題怎么治？“建議租車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反抵押套路騙’專項合規計劃。該計劃涉及承租人信息核查、背景調查、案件預警、案件處置等各個環節。尤其在材料審核環節，要重點審核材料的真實性，充分利用政府公開的信息和資源（如司法執行信息、信用信息等）進行資料核實。”袁遠指出，鑒于此類案件已經呈現出產業化的趨勢，建議構建行業內部的信息共享平臺，相關行業協會協調各大主要頭部車輛租賃機構，利用大數據技術制定套路騙人員黑名單并共享，防止黑產人員流動作案、跨區域、跨平臺作案。

而多位受訪者建議加大普法宣傳，增強公民個人防范意識。“要告訴民眾在汽車抵押借款和二手車交易時，首先要向車管所詳細了解車輛的相關情況，如是否在交易對象的名下、是否屬于交易對象有權處置的財產、車輛是否處于抵押狀態等。”張永強建議。

此外，作為汽車租賃方，劉愛學建議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司法機關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公安機關可充分利用大數據等技術，對網上制假售假信息進行動態監測，及時發現掌握涉假可疑信息，并開展精準打擊、全鏈條打擊。”景曉霞持有相同看法。

據介紹，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已經行動起來，通過制發檢察建議推動行業治理。浙江省慈溪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鄭軍強介紹，該院近期在辦理此類案件時發現小微型客車租賃經營者存在違法開展租賃經營業務的行為。對此，該院向相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建議依照相關規定，應當對未按照規定辦理備案或變更備案的小微型客車租賃經營者進行查處，責令其改正；建立信息智慧收集、推送、預警平臺，加強行政違法監管等。

此前，重慶市南岸區檢察院在辦理一些租車詐騙案件后，邀請相關汽車租賃公司座談，在通報案件情況同時，當場送達檢察建議，建議對租賃車輛進行嚴格管理，設置公司法務人員對租車合同進行專業研判，提高租車公司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等。顧杰表示：“制發檢察建議以來，轄區此類案件已明顯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