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19年5月,沈某因資金周轉問題產生租車后將車質押變現的念頭,遂至王某經營的車輛租賃公司,在支付租金和押金1萬余元后,以本人名義從王某處租賃了一輛價值27萬余元的小型轎車,并在租賃車輛當天偽造車主身份證,指使他人冒充車主,以質押借款為名,將涉案車輛轉移給胡某,獲得7萬余元。沈某拿到錢后全部用于賭博并輸光。刑事立案后,沈某家屬退還胡某7萬余元,轎車歸還車輛租賃公司。

【分歧意見】

本案中,沈某租車后將車質押借款,既有欺騙車輛租賃公司王某的行為,也有欺騙質權人胡某的行為,應當如何確定刑事被害人?如何認定犯罪金額?如何定性兩行為?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害人系胡某,犯罪金額為7萬余元。沈某在與王某簽訂合同時,使用的是其本人的真實信息,且按照合同繳納了押金和租金,對租賃汽車無非法占有故意,不構成犯罪,系民事行為,或者僅作為一種犯罪手段。租車后偽裝成車主將租賃物質押騙取款項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某和胡某均為被害人,犯罪金額為車輛價值和貸款之和34萬余元。沈某在簽訂租車合同時已有抵押變現念頭,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后又利用他人偽造車主身份證與質押權人簽署車輛質押借款合同,前后兩個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犯罪金額累加。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害人系王某,犯罪金額為車輛價值扣除租金、押金后的26萬余元。沈某從王某處騙租車輛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后續質押借款的行為屬于對詐騙財物的處置,是詐騙罪既遂的事后不可罰行為,不再定罪處罰。

【觀點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應當認定王某為被害人。本案系刑民交織案件,利益相關方有車主、王某、胡某等,既有刑事詐騙行為,又有民事質押關系等,需要明確區分。所謂被害人,是指人身、財產或其他合法權益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犯的人。本案中,車主與租賃公司簽有合同,租賃公司要對車輛負責,因而車輛滅失時車主有權直接按照合同向租賃公司索賠。胡某與沈某雖然形式上構成附加條件的質押借款關系,但胡某明知沈某無還款贖車意愿和能力,實質上雙方構成車輛買賣關系。沈某從胡某處獲得了7萬余元,該錢款源于汽車價值轉換。因此,本案被害人系王某,一方面沈某的行為讓王某直接面臨被車主索賠的處境;另一方面,王某如果知道沈某租車的目的是在質押借款或出售而非正常使用,就不可能將車交給沈某,王某屬于被欺騙對象。

其次,犯罪金額的確定,應以行為人沈某取得的財產為準,即車輛價值減去押金和租金。雖然沈某只到手7萬余元,遠低于車輛價值,但這只能歸因于其對贓物的低價處置。沈某出于騙租車輛后變現的動機,通過實施騙租行為非法占有車輛,其目的已然得逞,至于取得車輛后是直接銷贓、抵押借款抑或拆掉零賣,都只是其對贓物的處置方式。因而犯罪金額應當是車輛價值減去押金和租金,而非車輛質押借款。若以車輛質押借款為認定數額,則會造成同行為、被害人同損失、行為人量刑大不同的司法困境。沈某與胡某之間存在民事質押借款關系,胡某可以通過質押物受償方式實現債權,因而可以將質押款認定為民事債權債務。此外,行為人取得財產與被害人損失財產必須具有同一性,也可以從被害人實際損失反推犯罪金額。如前所述,被害人王某在車輛滅失后可能面臨被車主索賠車輛價值,而其所得則僅為沈某租車時支付的押金和租金,其實際損失為兩者之差。

最后,關于行為定性,沈某租車、質押借款前后兩行為形式上都有合同,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適用規則似乎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辨析兩罪時,不能簡單以有無合同為標準進行區分,也不能簡單以“簽訂合同+詐騙財物”為標準判斷合同詐騙罪。應當認識到,合同詐騙罪實質是被害人基于合同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而本案中,王某之所以陷入錯誤認識并非基于租車合同,而是沈某編造租車謊言,簽訂的租車合同僅為附隨行為。此外,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體現財產轉移或者交易關系,為行為人帶來財產利益的合同,主要為經濟合同。反觀本案,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租車后通過質押借款方式將汽車價值轉化為現金后占有,侵犯的是王某的合法權利,而非汽車租賃的市場秩序。因此,沈某的行為應當定性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

綜上,沈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租車輛質押借款的行為應當定性為詐騙罪,犯罪金額為車輛價值扣除租車費用。

(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慈溪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