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魯迅《吶喊》的人，不會對當鋪產生好感。“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魯迅說的“質鋪”，乃舊時典當業的一種形態。在民國文人的筆墨里，當鋪被稱作“窮人的娘舅家”，是貧苦大眾手頭拮據時救急解困的地方。

老上海的典當行，按照當時發行量最大的《申報》描述，一度“像煙紙店一樣的普遍”，最多時竟達1000余家。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典當業受紛亂時局影響，基本處于停頓狀態，解放后陸續復業，此時已不滿300家。在新政權曙光的照耀下，飽經雨雪風霜的申城典當業何去何從？

取締？復業？槍炮聲中的接管

曾經的上海街頭，以丈尺大字在商鋪門口墻壁書寫的店招有兩類：一為當鋪之“當”，一為醬園之“醬”。然而，字體標識再碩大，也抵擋不住政局飄搖和經濟動蕩的沖擊。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忙于準備內戰，濫發紙幣，苛捐雜征，四處搜刮民財。1948年金圓券出籠，以1比300萬比價兌換日偽貨幣，幣值跌落谷底，金融市場混亂，致使物價如脫韁野馬似的暴漲，民眾的實際購買能力日落千丈，令人苦不堪言。當鋪收進的紙幣形同一堆廢紙，滿期當物增多卻無人贖取，出售時也僅能以十之五六的價格“揮淚折售”，好多家底薄弱的當鋪遭受打擊而陷入絕境，就此大傷元氣，一蹶難振。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大上海，成功接管了事關城市經濟命脈的金融行業。對于星羅棋布一般灑滿黃浦江畔的典當、錢莊、銀行等私營金融機構，究竟是即刻取締還是逐步恢復？這是擺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選擇題。

民國時期上海馬路邊當鋪林立

早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作出這樣的論斷：“在革命勝利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對此，人民政府會同軍管會金融處審勢相機，摸底探訪解放之初申城典當業的狀況。那時，經常出入當鋪的群體主要是失業者、小職員、商販等，求當的原因不外乎長期失業、工資脫期、收入不夠維持家用、籌措生意本金等，貧困人士非走投無路、萬不得已不會輕易進當鋪。上海剛獲解放，百廢待興，失業、半失業人群龐大，“因現時尚多升斗貧民，緩急所資需要甚切”，存在依靠典當質押借貸應付燃眉之急的客觀需求。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絕不能把“窮人的娘舅家”的大門給堵上啊！

“富離不開藥鋪，窮離不開當鋪。”相比私營銀行錢莊業的監管，政府對典當業采取了較為靈活、寬松的政策。在人民政府的鼓勵下，分布在嵩山、蓬萊、邑廟、老閘、虹口等20個市區的當鋪紛紛“老店新開”，替新社會勞動人民臨時遇急調劑頭寸，為新政權穩定經濟秩序繼續扮演特殊的金融角色。

和煦春風，吹暖了典當業主的心田，令他們重新拾獲未來營生的信心。從1898年開始到當鋪做學徒的張應禮，在典當領域摸爬滾打了50多個年頭，后來自己做老板開設了泰來當鋪，并出任上海典當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解放后成為上海市典當商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熱心操持公眾事務，鑒定珠寶別有一功，是圈內響當當的頭面人物。人民政府清廉、務實、高效的作風，讓閱盡世態炎涼的張應禮感同身受，意氣風發。他率領正在“固本復元”的典當同業，提出了“平民為發展生產之主要動力，典當為平民經濟之融通本源”的新口號，表示要“一致努力，外以服務平民需要，內以解救勞資失業，亦所以為國家人民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一助”。

剝削？惠利？爭議聲中的改造

從舊時代走來的典當業主，盡管在主動適應新社會，致力于打造“為人民服務”的新型服務機構，但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經營積習依然難改，個人私利與民族大義、現實利益與社會理想之間的矛盾碰撞無法避免，絕大多數市民對其“剝削”“暴利”的固有標簽一時難以揭去。這樣的場景并不鮮見：當鋪掌柜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坐在圍欄后面拖著長腔數落著當物：“蟲吃鼠咬、光板沒毛、破爛棉襖一件———”身無長物的客戶不得不忍氣吞聲。

舊當鋪場景 （選自銀行博物館展陳）

短短數月間，《解放日報》就接到了13封讀者來信，普遍反映當鋪利息高、期限短、當額小、當不到錢款以及經營態度惡劣的現象，呼吁政府對其加強整頓改造。有市民提議，“月息太高，實為變相的高利貸，希望本市當局予以壓低”，“政府為照顧一般貧苦民眾能辦理公典或小本放款最好，不然，對于目前典當業，也該加強嚴格的監督管理，不能讓其公開的隨意抽取暴利；同時，保證典當業正當合規的利息”。更有駱姓、孫姓讀者舉報，益大當鋪、祺興當鋪乘人之危，違規額外收取利息，希望有關部門采取行動積極查處。

針對典當業賤買貴賣、巧取豪奪的種種亂象，上海市公安局重拳出擊，及時頒布《典當及舊貨業暫行規則》，依法處理了15家浮收利息、設置暗賬的違規當鋪，要求其登報悔過，不得再犯。行動中還趁勢查獲利泰當鋪汪老板以經營當鋪作掩護，暗渡陳倉，違法進行黃金買賣，擾亂金融秩序，由公安局移送人民法院立案處理。同業公會當即發布措辭激烈的公告，言之鑿鑿，擲地有聲：“此輩妄圖非分之徒，竟敢倒行逆施，妨礙全業信譽，違反大眾利益，于法于理，均不容姑息害群。”

百姓呼聲，此起彼伏，“維持會長”張應禮聽在耳里，急在心里。上海解放，當鋪雖然獲得政府發給的復業執照，但很多“蕭規曹隨”的行業陋習受到公眾抨擊，如不洗刷形象，重塑信譽，典當業必將被時代所淘汰。他既要維護行業的正當權益，更要顧及政府的期盼與市民的疾苦，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訴求。

“不求錦上添花，但愿雪中送炭”，新社會的當鋪要“放低身段”呈現新面貌。為服務大眾起見，張應禮約見上海市工商局高科長，經過一番溝通，將典當業的“老規矩”按月計息改為按期取息，月分3期，10天1期，期息也從3角3分主動降至2角2分，并隨市場行情機動調整當息，以求更趨合情合理。

至于當票，那字體龍飛鳳舞，世代相傳，比醫生處方更潦草，滿紙文字如同天書，有眼難識，長期以來遭人詬病。據說這“畫鬼符”一般的字體乃當鋪自造，局外人很難辨認，目的是為防當票遺失后，被人拾獲知悉所當物品而去冒領。難怪文學名著中連史湘云、林黛玉一般的才女都不認得了。為方便布衣百姓，典當業決定革故鼎新，廢棄傳統當字，改用通俗字體記載，并采取統一印制的當票樣式，當物名稱、品質及當本數額等要素均按規范如實填寫，一目了然，給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市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舊當票字體龍飛鳳舞

另一個典當業的陳規陋習也得到了遏制。原先當鋪對于收當物品的質量評估與記錄，無論新舊好壞，一律冠以“破舊”字樣，光潔無損的綢緞寫成“蟲蛀鼠咬”，嶄新完好的皮貨寫成“光板無毛”，金表貶為破銅表，鉆石當作碎玻璃……當鋪此種故意指鹿為馬、偷梁換柱的手法，為的是物品存當期間萬一有所蝕損，可以逃避自家責任，而當物一旦滿期客戶無力贖取變成“死當”，則可多賣價錢，最終吃啞巴虧的還是求當的市民。上海市工商局認為，“當物如有蟲傷鼠咬霉爛情事，典方概不賠償”的“霸王條款”屬于封建殘余，當鋪接納當物就應承擔保管責任，當物受損須由典方予以賠償，天經地義，理當如此。

一手嚴于監管，一手樂于扶持，典當業也獲得了人民政府的“輸血”支持。申城解放伊始，許多當鋪寅吃卯糧，左支右絀，常常“揭不開鍋”。其時上海最大的典當———鴻祥當鋪門口天天排起長蛇陣，最多時竟有256人排隊，當鋪資金短缺，無奈采取“一日受當，三日停當”或者“只贖不當”的辦法應付局面，一時間民怨沸騰。政府鼓勵當鋪走聯營互助之路，“眾人拾柴火焰高”，并通過人民銀行發放數筆貸款，聊補當鋪“無米之炊”，拒當現象大為緩解。1951年2月2日的《解放日報》報道了這一事件：《典當業101家組成9個聯營集團，金融業聯合集團特舉辦臨時貸款》，滬上典當業久旱逢甘霖，抱團迎春天。

因循？蛻變？風雨聲中的洗禮

與解放前夕慘淡經營相比，上海典當業一改“小打小鬧”、散兵游勇的格局，資本實力有所增強，服務方式悄悄“變臉”，盈利水平節節攀升，逐步恢復了元氣，曾經不太招人待見的當鋪在坊間積累起了良好口碑。

有道是“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張應禮、趙德馨等骨干分子鼎力推動典當同業公會投身社會公益，表現出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主義熱潮：馳援尚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全國解放戰爭，典當業參與勞軍捐款，共捐出舊人民幣459萬元，踴躍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16800份；向嗷嗷待哺的災民和失業救濟人員伸出援手，全上海所有當鋪員工募捐一日工資，又捐助御寒衣物200套；朝鮮戰爭打響，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率先成立抗美援朝典當業分會，制定了《上海市典當業捐獻飛機大炮計劃》，根據當鋪規模及盈利狀況確定不同比例，完成捐贈總額舊幣3.6億元……典當同業公會還下設了一個全新組織———文化教育委員會，召集全行業員工開展典當業務培訓，學習政治經濟理論，出版刊物交流信息，其樂融融，生氣勃勃。

天翻地覆慨而慷，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蹄疾而步穩”，上海典當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既定目標水到渠成。1955年初冬時節，張應禮躬身力行，將自己的股職貸款悉數轉為合營資本，鴻祥當鋪老板郭大良也拿出全部11000元轉充資本。振臂一呼，應者云集，連一直抱殘守缺的“業界宿老”查煥廣亦茅塞頓開，毅然將原本藏作養老的17兩黃金和300元公債轉入資本，還連連表示，“爭取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公民”。

1955年新當票統一規范

伴隨著城市經濟復蘇，失業群體“縮水”，社會救助和保障機制破土而出，前來“窮人的娘舅家”串門的市民日削月減，典當業務趨于萎縮。人民政府擇善而從，為尚存臨時借貸需求的百姓開辟了兩條渠道：改造設立小額質押貸款營業所，為暫無職業的市民提供臨時低息生活貸款；在各企事業單位推廣建立互助儲金會，以自愿結合、互助互濟的方式，解決在職職工的資金調劑之需。

從“當”到“貸”，滄桑之變。小額質押貸款營業所的應運而生，被視作上海把具有高利潤剝削性質的舊典當，改造成服務平頭百姓的低息貸款機構的“成功標本”。這個徹頭徹尾改換門庭的“新式當鋪”，推出了諸多便民惠民措施：當息最低降至月息1分2厘，當期最長放寬到1年半，特殊困難者最多可貸放30元，計息方法由按期計算改為按實際貸款天數計算，等等，處處閃動著新政權潤化萬物、澤被蒼生的光芒，深得大眾擁護，市民紛紛評價：“這是政府為人民做的一件德政。”

源于老祖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古訓，上世紀50年代初，不少單位開始出現一種叫作互助儲金會的民間合作性自我保障組織，把個體和群體的利益協調一致起來，職工繳納一點儲金，行政借給一點周轉金，幫助職工解除囊中羞澀之窘境，體現了社會主義大家庭團結友愛的互助精神，“人字的結構就是相互支撐”嘛。有的企業除了給予現款救助，還結合實際需要，折成實物送上家門。當年媒體報道了上海滬東船廠的一則社會新聞：有位蔣姓工人拿到互助金后，通常先下館子大吃一頓，家庭困難仍未得到解決，該廠工會干脆將錢款折成棉被、大米送上門，他的父親和愛人都深受感動，表示今后不但要努力工作，而且也要妥善安排家庭生活。

作為近代中國典當業的第一重鎮，解放后的上海積極穩妥地實現了近300家當鋪的社會主義改造。1958年，“典當”成為一段時期里的歷史名詞而被收入了金融教科書。從重獲新生到完成歷史使命，年逾古稀的張應禮將畢生經營的賬簿呈獻人民銀行，他給自己的典當人生作出了一個完滿的交代。

題圖為民國時期上海馬路邊當鋪林立 本文圖片提供：黃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