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訊，有的小額貸款公司（下稱“小貸公司”）可以幫借款人應急，但有的卻挖好陷阱，等借款人“入坑”。“大小合同”“空白合同”“信息服務費”“真假債主”等違規、甚至違法的操作，讓不少借款人官司纏身。

制圖王金輝

在民間借貸中如何識別 “套路”，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記者近日采訪了房山法院法官柴也婧，在柴法官的講述中，有的借款人幸運地躲開了陷阱，有的則不幸中招。

套路1

“大小合同+轉賬記錄” 制造放款假象

2016年，余某向某小貸公司借款8萬元，后如期還清。一天，余某卻突然接到法院的通知，得知自己被小貸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償還借款20萬元。余某非常驚訝，自己借的8萬元明明都已還清，為什么還會被起訴？而且是20萬元！

余某冷靜后回憶，在借款時，自己除了簽訂了一份8萬元的借款小合同外，小貸公司又要求和自己簽訂了一份借款金額為20萬元的借款大合同。雙方約定，如余某未能償還借款8萬元及利息，則這份大合同也同時生效。

當時，小貸公司要求余某辦了一張借記卡來接收借款，卡和密碼由業務員保管。小貸公司往卡上轉了20萬元，次日又轉走12萬，將剩下的8萬元交付給了余某。如此一來，小貸公司便制造了“借給余某20萬元”的假象。

“有了大合同和轉賬記錄，案件表面就呈現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法律關系簡單，出借程序合法的特征”，柴法官向記者表示，“原告起訴的時候只提供了一份大合同以及和大合同對應的轉賬流水，也沒有提小合同這回事。大部分案情，是在庭審當中詢問雙方當事人才發現的。”

之后，法院聯系到了被告余某，對他進行了舉證指導，被告才將小合同向法院提交。經審理，法院認為余某與小貸公司之間的債務已經清償，判決駁回了小貸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如果被告未現身，則查明案件真實情況會非常困難。柴法官提醒，為了方便法院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借款人一定要積極出庭應訴，不能因為在躲債或者被小債公司人身威脅，就放棄了出庭答辯的機會。

套路2

“合法利率+高額服務費”實為變相高利貸

2016年8月，小張向某小貸公司借款3萬元，約定期限為1個月，月利率為2%（即年利率24%）。這個月利率完全符合國家規定，但是在小張的借款合同中，卻另外約定了“張某每月還需另付借款的4%作為信息服務費。”

一個月后，小張償還了600元利息和1200元的所謂“信息服務費”，但卻沒有如期歸還3萬元借款。于是，該小貸公司遂將小張訴至房山法院，要求其償還借款3萬元。

柴法官說：“本案中，小貸公司與借款人在《借款借據》中既約定利息又約定信息服務費，該信息服務費不具有合理性，屬于變相提高民間借貸利息的行為，故利息與信息服務費合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判決張某償還小貸公司借款2.88萬元，駁回小貸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小貸公司通過約定信息咨詢費的方式提高利率水平，意圖獲取高額利息，使雙方借款的實際利率達到年72%，這已經大大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上限，高昂的貸款成本明顯構成高利貸，違反了法律規定，但是小貸公司的巧立名目則可能使人誤以為其放款行為是合法合規的。

套路3

“空白合同+親筆簽名” 未能舉證仍需償借款

2017年，一家小貸公司將借款人鄭某和另外四名擔保人告上法庭，要求鄭某償還本金18.3萬元及相應利息，同時要求擔保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該小貸公司向法庭出示的合同證據顯示：2009年8月，鄭某向該小貸公司借款38萬元，期限至2010年8月。同時，另有四人為鄭某擔保，保證期間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次日起兩年。此外，一份在2014年簽字的催收通知書顯示，鄭某和四名擔保人在2014年確認了逾期的本金18.3萬元和應付利息。

但是鄭某及擔保人卻向法庭辯稱，“借款合同簽訂時為空白頁，上面的出借人、借款金額、利率都是小貸公司自行填寫的，而且自己也沒有獲得借款原件及副本。”同時，據被告法庭陳述，催收通知書也是在業務員的誘導下一次性簽訂多張空白頁，簽字的地點是在馬路上而非小貸公司營業所。

柴法官說，庭上五名被告均沒有能夠向法庭提供相應的證據。因此，法院判決鄭某償還小貸公司本金18.3萬元及利息，王某、劉某、朱某、吳某對鄭某的上述付款義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鄭某稱小貸公司存在非法放貸行為，但并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故鄭某的此抗辯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借款人在向小貸公司借款時，應增強合同意識，證據意識，在借款協商過程中錄音錄像、對借款合同進行拍照、要求小貸公司提供借款合同原件、副本等，為今后可能發生借貸糾紛訴訟做好準備。

套路4

“真假債主+證據不足” 借貸關系難成立

2017年6月，王某將馮某訴至法院，要求其歸還2016年9月的現金借款10萬元，并出示了借款合同，但并未提交借款交付的憑證。

被告馮某則稱，10萬元的出借人為一家小貸公司而不是王某，并且向法院出示了已經向小貸公司清償債務的轉賬憑證。

為何借款合同上的出借人是王某？馮某解釋稱，王某是這家小貸公司的業務員，簽合同的時候，“出借人”一欄是空白的，王某對他說此處將會加蓋公章，而他自己也沒有保留合同副本。

庭審中，原告王某并不能向法院說明10萬元借款的資金來源，在指定期限內，王某也沒有向法庭提交證據來證明借款來源和實際交付。

法院審理認為，王某提交的《借款合同》不足以證明其與馮某之間借貸事實確已發生，且關于借款的資金來源、交付細節，原告的陳述前后不一，判決駁回了王某的訴訟請求。

民間借貸合同的成立與生效包括兩個要素：一是雙方形成了借貸合意，即雙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就借貸事項達成了一致意見；二是出借人實際支付了款項。本案中，王某僅提供《借款合同》作為證據，馮某抗辯未向王某借款，結合10萬元借貸金額較大、王某無法合理說明款項交付細節和來源、未能提交款項交付證明等事實和因素，無法認定王某與馮某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且款項實際交付。

柴法官說，除了合同中暗藏玄機以外，“暴力催收”也是小貸公司常用的手段。柴法官向記者介紹，僅在2017年，其民商庭審理的可能涉及暴力催收的案件就有40起。“如果受到小貸公司暴力催收的侵害，要去公安機關報警，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